七七事變和九八一事變的區別 【九一八和七七事變哪個事件先】

84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徑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並詭稱有一名日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搜查，被中國駐軍嚴詞拒絕，日軍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

中國第29軍37師219團奮起還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

反擊的29軍士兵

這就是著名的“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也被看作全國全麵抗日戰爭的序幕。

但是站在我們今天的角度上來看，這次事件似乎更像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事件。

到底七七事變讓人感到奇特的地方在哪裏呢？今天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滿洲國”。對於偽滿洲國，國際社會不承認，中國政府更不承認，所以日本政府心裏始終不踏實，總是擔心中國軍隊會從長城打出關來。所以，日本政府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在長城以南的華北地區建立一個緩衝地帶，夾在“滿洲國”和中華民國之間，以此來保持“滿洲國”的安寧。

偽滿洲國疆域

這也就是試圖將華北推向特殊化。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策劃“華北五省自治”，企圖變華北為第二個“滿洲國”。通過《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這三份文件，日本實現了對華北的特殊化。

將國民黨中央軍和中央勢力趕出了河北一帶。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因見華北形勢日日複雜，借故溜回南京。北平軍分會事務由辦公廳主任鮑文樾代為負責；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因與二十九軍的矛盾也離開北平；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都因《何梅協定》滿足日方無理要求而辭職。

國民政府在華北的統治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

所以在這種狀態下，國民政府在當年的12月18日成立了被稱為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機構。這個機構負責河北察哈爾以及北平天津的一切軍政事務，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為委員長。

宋哲元

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南京，但用人行政的權利則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個半獨立狀態的政治組織。

換句話說，這個委員會就是一個如同閻錫山，李宗仁一樣的又一個新秀軍閥。

宋哲元在冀察一帶呼風喚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時稱“華北王”。宋哲元也很清楚，自己處在國民政府和日本的雙麵包夾之中，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如履薄冰。

對待日本，宋哲元的辦法是“表麵親善，實際敷衍，絕不屈服”；他的方針是“不說硬話，不做軟事”。對待日本的華北駐屯軍，也是不斷示好，他與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華北駐屯軍前後兩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香月清司關係都不錯。

對待國民政府這邊，也是單純的聽調不聽宣，華北較大的一些稅收機關如鹽稅、關稅這些實際利益，宋哲元則非常積極地接管過來。

典型的兩邊不得罪。

到了1937年發生的七七事變，宋哲元甚至不在自己的地盤北平，那時的他在山東樂陵老家為父親修墓。

所以我們應該明白了，對於中國而言，七七事變最開始隻是一個華北的地方軍閥和日本發生的局部衝突。

除去中國的視角，我們再來看看日本的視角裏，七七事變是一個偶然性事件嗎？

這就需要我們把目光拉回到七七事變爆發六年前的1931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以武力侵占東北。

可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下達入侵東北這樣幾乎屬於全麵戰爭性質的命令居然並不是來自於日本國內的最高指揮機構——大本營。

這一切就是三個日本關東軍參謀拍腦門幹的，先斬後奏。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一起策劃了這次事件。板垣和土肥原兩人當時的軍銜是中佐，而石原莞爾甚至隻是一個少佐，都屬於校級軍官。

918事變元凶——石原莞爾

用通俗一點的話說，就是這三個人都隻是團營級軍官。

而這三個小小的參謀，居然就能避開上級，挑起一場戰爭。也就是說，日本的最高軍事機構，其實已經喪失了對於下屬軍隊的掌控力，下級軍人想幹什麽，處於東京的大本營根本無法幹涉。

但是從石原莞爾在九一八事變後被重用和嘉獎，我們也可以看出，其實大本營本身也是抱著侵華的基本態度在行動，隻是過於無能，連掌握自己軍隊的能力都沒有，俗稱誌大才疏。

回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

1937年7月7日夜10時，駐豐台日軍河邊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在盧溝橋以北地區舉行以攻取盧溝橋為假想目標的軍事演習，11時許，日軍詭稱演習時一士兵離隊失蹤，要求進城搜查。在遭到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的嚴詞拒絕後，日軍迅即包圍宛平縣城。翌晨2時，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為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定，雙方派員前往調查。

但日軍趁交涉之際，於8日晨4時50分，向宛平縣城猛烈攻擊。並強占宛平東北沙崗，打響了攻城第一槍，中國守軍忍無可忍，奮起還擊，日軍在同一天內，連續進攻宛平城三次，均遭中國守軍的英勇抵抗。

7月8日，北平當局令駐軍堅守盧溝橋。宋哲元致電蔣介石，報告盧溝橋事變真相。

同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為盧溝橋事變向日本大使提出口頭抗議。

石原莞爾堅決反對下級軍官如此魯莽行事，但被人家一句話就給噎回去了：

“我們隻不過是想重現石原前輩的奉天事變的功勞罷了。”

不管是中方還是日方的政府，都沒料想到此次事件的發生，更不會想到，此次事件，竟成為了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

七ⷤ𘃤𚋨š„第二天，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中國軍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熱烈響應，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對日作戰。

不過，就像我之前說的，七七事變雖是偶然事件，但是卻是必然中的偶然，日本政府雖然無法完全掌握自己的軍隊，但是對於中國，則一直是圖謀不軌。這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必然發展。

而七七事變其實本質上也是日本政府、財閥、政黨的共同意誌。換句話說，這些日本下級軍官的所作所為，其實就是日本政府真正想要做的，隻不過，並不是他們想要的時間罷了。